文化的反面：羞耻感与失败 │ 文献导读
Morrison, A. P. (2008). The Analyst’s Sham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44(1), 65–82. doi:10.1080/00107530.2008.10745951
羞耻是最令人烦躁不安的痛苦情感，反映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严格评价。羞耻感是我们发现自己不完美、低人一等、有缺陷、卑微、不重要、肮脏、无价值的感觉的自我诋毁性评价的结果。这次的文献导读聚焦于Andrew P. Morrison教授，作者承先启后，以精神分析为出发点的视角梳理了“羞耻感shame”的多种面向。
发这篇推送之前，我也搜了一下国内网上有没有已知的相似主题的科普文章，搜到了一篇。可惜其中只讲到了Morrison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期的羞耻”，而没有提到更古老的“自恋的羞耻”。利维坦：羞耻的基础科学原理及影响
羞耻感是被别人评价的感受
羞耻感曾经被认为是严苛的社会和外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当时认为羞耻与羞辱者的客体应该是一对的，具有一个外在的观察者、谴责者、观众。在后来，逐渐转向被理解为：“我发现自己不够格；我羞辱地谴责自己”。
弗洛伊德最初对羞耻，把羞耻看作有害的情感，被意识评价为“不相容的想法incompatible idea”，后续弗洛伊德将羞耻看作是一种防御“道德堤坝moral dam”，从而抑制察觉到不由自主的和不被允许的性欲和攻击想法（Freud, 1905）。
到了1923年，弗洛伊德开始关注羞耻与俄狄浦斯情节之间的关系，随后将重点放在俄狄浦斯情节上，而淡化了羞耻感。到了20世纪下半叶，Hartmann、Kohut、Lewis等人重新将重点放到羞耻与自恋的关系上。
羞耻是对自身无能的回应
Tomkins,1960羞耻是婴儿与生俱来的情感，表现为被照料者断然拒绝或置之不理后的反应，婴儿出现羞耻的面部表情（低头、垂目、嘴角下撇），意味一种主观无能感和意外的回应。自体心理学视角，羞耻是从理想和未实现理想的失败的自体的角度去理解自体。不只是“在婴儿被养育者斥责后”的情感，羞耻原型反应可以视为自体客体失败或破裂的反应。
2006年各大精神分析期刊举办了一个“羞耻”专题的研讨会：“羞耻”与自体状态有关，是潜藏在自恋现象之下的重要情感（Morrison, 1989），表明个体确信理想自体与真实自体（我被迫接受的自体）之间存在差距（Sandler, Holder & Mears, 1963）。
Broucek,1982:在上述婴儿的羞耻阶段之后，出现自体与他人的分化，即“客观自体察觉objective self-awareness”。此时个体意识到她的独一无二，有优点也有缺点，与人是分离的，能够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较和竞争。因为有了差别，所以羞耻成为一种由外在他人强加的情感，但是依旧是一种主观体验。
书中翻译了一部分论文
羞耻词组language of shame
一些词汇的出现，时常意味着羞耻和自恋脆弱性（Morrison, 1996），例如无价值的worthless、失败者loser、和别人不一样的different、不重要的insignificant、不显眼的invisible、可怜的pathetic、荒谬的ridiculous等。
当它们出现在治疗性对话中，治疗师需要谨慎周全地考虑、寻找并清楚阐释隐藏的羞耻，当隐藏的羞耻的清楚阐释出现并且得到确认时，会典型地引出患者讶异的、暗示感到被真正理解的表现。
试着以细分来更全面的描述羞耻
“羞耻”这种感觉可以被分为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被不同的词汇描述。真诚的羞耻（对于不名誉不体面的回应）；假性羞耻（带给别人麻烦的不恰当归因）；秘密的羞耻（感觉到被羞辱，并且尽可能的去隐藏的羞耻）；有毒的羞耻（被解离的假性羞耻，尤其是在遭遇童年性虐待者，与cPTSD有关）；恶性羞耻（一种为别人感到的羞耻）。
Morrison根据发展出羞耻的自体结构以及羞耻感与他者的关系，区分为原发性的羞耻（自恋的）以及继发性的羞耻（道德的）。在治疗以及临床表现上截然不同。自恋的羞耻可能与道德感无关，更多关系到自恋脆弱；道德的羞耻主要关乎到受到道德惩罚的羞耻。
作者举了个例子，自恋性羞耻的例子是一个对生活无处不在充满不满、谴责又自卑的人，实际上那种不满和谴责和自卑是某件令人自尊遭受严重打击的事情所产生的感觉被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道德性羞耻举的例子是一个人自己可能有某些为道德所不容的事情，不能不做，改不了，但是极力隐藏这件事，并且为此感到羞耻。
一、原发性羞耻/自恋性羞耻：
因为与自体感有关，是个体难以承受的，治疗必须缓慢地、有策略地进行，可能被愤怒保护。往往是“秘密”的诱因，对秘密的探寻可能本质上就是令人羞耻的，对羞耻微妙且精准的命名和探索，以此带来的自体的评估，能够带来对秘密的理解，有时候这些秘密会选择性地消解。
Lansky,1997:羞耻是否是可承受的幻想，是患者是否隐匿羞耻的决定性因素，对羞耻的防御导致了它的隐匿，包括生气、蔑视、嫉妒、退缩和各种形式的抑郁。对羞耻的易感性导致长时间的隐匿，是一种传染性强的情绪。
“秘密在维持患者人格统整性和完整性方面具有什么功能？如何扭曲了人生？秘密在多大程度上由羞耻驱动，如何评估羞耻的可承受度、可命名性，还是不可承受的、必须一直隐藏的？必须投入多大耐心、时间和接纳才能赢得患者的信心，能够分享一个秘密？秘密处在道德的哪个点上就成为谎言。”
自恋的概念中，羞耻是自大与自我贬低之间存在的张力，是两极的失败导致的合力反应，Morrison将这种失败成为“自恋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narcissism”，每个人都有内在张力，既渴望实现夸大的部分（渴望权力、独立），也渴望融合（渴望依赖、联合）。
这两极被描述为自恋的大要素与小要素。在自大一端，没有实现自大的愿望，或自大和抱负被别人知道后，而让人感到被暴露（科胡特的羞耻,1971）；在自我贬低一极感到渺小、不重要、不被看见，或是感觉到不值得与理想他人融合，等等自恋脆弱。自恋领域任何一端发生失败后，自恋常常是主导性的情感反应。
著名鸡汤：被嘲笑的梦想，可能是因为自恋还没成长
由于羞耻带来毁灭性的痛苦，个体通过压抑、否定或解离将羞耻压下去。这种羞耻除了让我们的自尊严重受挫以外，内心对自体羞耻感的担忧导致想要向观察者他人（observing other）隐藏自体缺陷，此时必须阻止观众或作恶者看到令人羞耻的事件或特质，它们需要被隐匿。一旦我们意识到特定属性的特质引发羞耻时，就会去寻找遮蔽这些实际存在的事，或是退出与看见它们的那些人的关系，我们创造了一个秘密，关乎我们的无价值、缺陷、不重要。
隐匿的需要常常导致秘密的产生，既包括意识上的，也包括无意识的，这表明个体羞耻和自我厌恶最重要的来源。羞耻隐藏在显而易见的防御背后。（Morrison,1990）因此秘密存在于察觉之外，一个无意识的决定反映出压抑或解离，这些情况下我们既可能向他人隐藏一个秘密，也可能向自己隐藏一个秘密。
在谈及这些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指向一些令人愤怒的单方面的事情，但是却在谈及其它方面困难重重。“创伤”本身可能是淹没性的羞耻感，被记忆装饰过的创伤往往引起淹没性的、不可忍受的耻辱，导致解离而不仅仅是压抑。患者在触碰到充满创伤和羞耻的记忆之前，需要花费数年建立治疗性连接和支持性的接纳。
二、继发性羞耻/道德的羞耻
继发羞耻（secondary shame）是可以忍受的，没有被隐藏起来的，并且关联特定的活动与特性，可以很容易得到检视，继发羞耻可能具有防御潜藏的暴怒与内疚，成为原发羞耻的对立面，是可接受的情感。
在俄狄浦斯阶段，孩子能够概念化，能够想象、创造目标、理想和抱负。理想的形成涉及内化他人的理想和标准，但是这些他者不一定在场，因为已经被个体表征化。所以随着理想的形成，内化的羞耻能力出现，自己就能判断成功与失败、优势与劣势，特别是关于理想的失败是最刺眼的缺陷，因为痛苦所以诱发了隐匿，精心制作错综复杂的秘密。（Morrison,1987）
个体公开秘密可能会得到道德的惩罚。此时还是支持当事人面临选择的痛苦，让他自己做出决定。并且在治疗过程中，提供自体客体体验帮助个体加强稳固的自体感，逐渐让自体完整之后，发展到能察觉到、接受这个事件的程度。还有“柔化超我冷酷的禁令”的“内在批判”（Wurmser, 2000）。
为什么研究羞耻那么难？治疗师的羞耻
分析师与患者均有羞耻感，两者存在“主体间共谋”（Morrison），回避对羞耻的检视和探索，因为双方都有获益和对此感到舒适。很多迹象表明弗洛伊德对羞耻很敏感，因此可能导致他的关注点从shame转向guilt，因为这种传染性，许多咨询师解离dissociate患者自体体验中基于羞耻的面向。
《狗镇》剧照
在与患者的实际临床接触中咨询师可能感到羞耻，我们发现主体间和自体客体元素在移情-反移情相互作用中发挥作用。许多人（例如，Wurrnser, 1981; Broucek, 1991; Morrison, 1994; Kilborne, 2002）已经充分描述了分析语境中的移情的羞耻，并且包括分析关系的不对称、分析师隐含的优越性所导致的羞耻。
这些移情关系中羞耻会产生自体客体破裂和伤害，以及主体间的分离，最直接地归因于羞耻本身的体验。当羞耻出现在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交流的当下，它必须立即在其自我客体、人际交往和自我谴责的维度上得到解决。
反移情羞耻的研究没有那么彻底——再一次，也许是因为治疗师太痛苦了，无法接受。我已经提到了我们患者的羞耻感可能产生的令人畏缩的回忆。治疗师的回避还包括对某些患者一再告诉我们没有帮助而感到羞耻。有时，我们感到的羞耻感可能是患者经历的准确反映。
Morrison（1994）称这个过程为重新定位（relocation or reverberation），使用这个词是为了避免使用克莱因的“投射性认同”产生的含义的不准确。也许“传输（transmission）”也行。
当治疗师感到羞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感到一种距离感和疏远感，很难与某些患者进行情感交流。治疗师可能经常感到无聊、困倦。这种情况虽然在Kohut（1971）提到的治疗师一味使用镜像移情也会对患者感到无聊，但是镜像移情往往是有效的，而当羞耻被隐藏的时候，可能令治疗师感到这种无聊是无法帮助患者解决他的问题。治疗师可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可能会浮现一些幻想“患者可能在背后说治疗师的坏话”。
当患者脱落且没有充分解释时，分析师可能会感到羞耻。当分析师与特定患者的自我怀疑密切相关时，他也可能会感到羞耻。同样，当治疗师意识到自己想要或需要患者的某些东西时，羞耻感就会侵入。没有什么比承认似乎不值得或不需要的需求更可耻的了：“没有其他人有这些需求或希望他们的病人这样做。”
治疗师可能渴望钦佩、尊重、感激或性反应，每一种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可能会导致羞耻。这些感受超越了——当然也包括——那些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明显的性边界侵犯。治疗师可能会将自己与同事进行比较，并羞辱地得出结论，认为其他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专业人士同行的筛选淘汰、嫉妒与羞耻
所有这些临床遭遇中的羞耻实例——将实际自我与分析理想自我进行比较的形象——都包含了未能实现个人职业理想和目标的羞耻。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反映了自我与理想化的他人的比较，因此代表了羞辱的例子：“我不是一个好的分析师。我的同事会怎么看我？” “天哪，他的治疗效果不好。我作为一个治疗师是不称职的吗？” “X 写得如此清楚和令人信服地治疗临界值。他知道这么多——为什么我的病人不走那条路？我怎么了？”或者，“这次终止是一场灾难。人们会听到我的病人做得不好。他们会停止给我转介病人。我的同事似乎得到了她想要的所有分析病人。我想我不是和她一样好。”
关于竞争嫉妒和愤怒，一种特别让人感到羞耻的环境是医学生和带教老师之间的关系。医学生在向（有时是崇高的，有时是理想化的）带教老师介绍他的临床工作时可能会感到尴尬和自卑。在告诉带教老师她在特定临床实例中的反应时，带教老师可能会不经意地羞辱她的学生，而学生反过来可能会觉得他在临床中是无能的。带教老师也觉得她帮助她的学生，可能会感到羞耻：“他的同学在听说我们的经历之后都不会到我们科室来。”
在专业人士的同辈社群中，也会在各方面令个体感觉到羞耻。最具体的是专业人士所属机构的职工之间的关系。Morrison提出，在隶属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机构中，尤其是在“美国人”中，总是有一种“正确”的分析方法的幽灵。当我们发现自己偏离了规定的治疗或分析规范时，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分析行为感到不安。此外，如果我们担心我们的分析技术会被我们的同辈同行、老师或领导发现不足，我们就会因比较和缺陷而感到羞耻。这不仅适用于学生，他们不确定自己的水平以及老师的判断，对于从业者也是如此。
在同行之中有着严格等级结构中的权力核心，代表了一个系统，在该系统中，指定的少数人传统上保持对候选人进展、课程、教师任命，当然还有任命其他人担任教授的权力和控制。被这个系统拒绝一直是个体羞耻和屈辱的主要来源之一。筛选淘汰的过程本身突出了羞耻与比较、竞争和嫉妒的关系，拒绝经常导致人们担心一个人正在实践一种低劣的模式。羞耻的语言可能会发挥作用，暗示悲哀、无足轻重、自卑、错误和失败，充满嫉妒（envy）。
Morrison提出了如何在竞争中相信自己的方式：这种与特定工作的边缘化感的失败有关的羞耻体验，让我们回到前面谈及的理想自我和实际自我之间的差距有关的耻辱。我们如何处理这些，调节我们的自尊？我们自己对自己努力价值的信念最终可以用来抵消职业耻辱。
再次强调，我们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紧张状态。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努力最终会成功？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会承受以前支持我们工作的人缺乏支持。骄傲（pride）可以取代自我怀疑，因为我们的理想支持我们的自尊。我们可能实际感受到的自我怀疑和对我们理想的自豪，当这些对立面相互碰撞时，就会产生模棱两可和矛盾的情绪。
在嫉妒（envy）的情况下，羞耻通常先于（也可能随之而来）。嫉妒意味着与被尊崇的客体相比（有可能是自己心理的自大的自体），自我被认为是劣等的。此外，作为对贪婪的一种典型反应，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贪婪感到羞耻！因此，无论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回应，耻辱似乎都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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